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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當代中國邪教演變的歷史軌跡

發布日期:2006年12月07日   文章來源:凱風網   作者:習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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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重道遠——研究與治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

  自1999年春至今,我國政府積極推行各項綜合治理措施,已經有力地遏制了邪教勢力猖獗的勢頭。但從當代社會歷史進程的宏觀展望,治理邪教的工作不能奢望畢其功于一役,依然“任重道遠”。

  研究與治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可以包括以下三層含義:

  第一,從世界邪教持續滋生蔓延的趨勢考察,研究與治理邪教的工作十分迫切。當今,世界各地邪教惡性事件頻繁發生,表明世界范圍內邪教正處于活躍發展時期。許多邪教組織,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中國的法輪功等,遭到政府嚴厲打擊后,紛紛變換策略,或地下活動,或網上橫行,妄圖建立網絡“神殿”。它們利用互聯網等高科技手段,宣揚異端邪說,發展信徒,對抗現實社會,開展跨國活動。2001年初,美國《發現》雜志評述20種威脅人類社會的天災人禍,其中之一就是邪教組織“妄想建立新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特別是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后,國際社會對我國的影響力逐漸增大。面對時代變革,必須面向世界,對新世紀威脅人類社會發展的各種因素,當然包括邪教勢力的危害,開展戰略性前瞻性研究,進行積極有效的治理。

  第二,從我國歷史上秘密社會的文化傳統考察,研究與治理邪教的工作十分必要。中國秘密社會的淵源久遠,經明清兩代,發展迅猛,教門繁多,成為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民間社會運動。作為下層群眾的集合體,它們大多在原有社會組織之中另立系統。成為正統社會秩序的對立物。近代中國社會劇烈動蕩,民間秘密教門與秘密會黨更加龐雜,遍布大江南北,名目達三四百種,信徒多達數千萬人,形成一種巨大的社會勢力,舉世罕見。其影響滲透社會各個階層。余脈延續至今。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的邪教滋生呈現出波浪起伏的趨勢。每隔數年就滋生出一些新的邪教組織,可謂“打之不盡,取締難絕”,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痼疾。研究中國秘密社會從古至今的演變脈絡,不僅有獨特的學術價值,而且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可以為當今治理邪教組織、打擊黑社會勢力,提供翔實的歷史依據和政策參考。

  第三,從當代邪教對中國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危害因素考察,研究與治理邪教的工作十分艱巨。21世紀開始,我國進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國民經濟持續、快速、跨越式發展是這一時期歷史前進的主題;以深化改革開放為動力,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是新時期重要的特征。加大力度,突破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勢在必行。整個社會發展將處于大規模的社會轉型時期。創新要素與原有要素的多元并存和相互沖突,使社會整體穩定性系數降低。能否保持社會穩定是黨和國家確定改革方案、步驟和時機的重要因素和前提。

  在改革攻堅階段,社會發展的穩定性十分敏感和相對脆弱。社會的轉型與動蕩,為各種邪教勢力的滋生泛濫帶來契機。因此,正確識別邪教組織,防止邪教勢力蔓延,打擊邪教的罪魁禍首,解救受邪教迷惑的民眾,是一項緊迫、艱巨、長期的社會工作。

  二、演變軌跡——當代中國邪教演變的兩個階段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大潮涌起,中國現代化進程加速。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空前的社會變革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社會轉型時期的復雜局面,形成“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社會土壤,當代中國的邪教就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滋生的惡性毒瘤。當代中國邪教有的是本土原有“會道門”的沉渣泛起,有的是國外異端教派的滲透傳播,也有的是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20世紀80年代邪教勢力大多在偏遠地區活動,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為基地擴張,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當代邪教勢力呈現出國際化的趨勢。

  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歷史背景,當代邪教現象的演變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79~1992年,境外邪教滲透傳入,境內邪教滋生蔓延

  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體制的改革起步于農村。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也使原有的社會結構迅速解體。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農民已演變成經濟利益各自獨立的不同群體,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農民對現代社會實行的法制與經濟手段適應性較差。新的基層管理體制建立滯后,人心渙散,弊端滋生。農村改革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的失范,基層權利的弱化,主流價值的失落,使邪教勢力趁機死灰復燃。特別是在落后的偏遠地區,迷信、巫術文化傳統久遠,社會土壤深厚,有利于各種邪教勢力的滋生發展。

  據治安部門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國各地的邪教組織即會道門,每年都以10%~30%的速度增加。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組織活動。其中河南、陜西、四川、云南等省邪教勢力較為猖獗。其勢力活躍的地區主要是偏遠山區和農村,這些地區大多經濟落后、交通閉塞、傳統迷信文化濃厚。這些邪教組織多數為余孽勢力的死灰復燃。如:一貫道子弟龔賢哲,以一貫道經書《金母血書》為教義,自稱“大道師祖”,策劃復辟“先天大道”(一貫道支派)。他在云南省曲靖、楚雄等地秘密培訓骨干、發展道徒。該邪教組織密謀造反,教主氣焰囂張,聲稱“要立新皇帝,建中華國”,改年號為“頂古永和”。其以身試法,終被懲治。

  這一階段,危害最大的邪教組織是土生土長的門徒會。1985年,陜西省耀縣農民季三保歪曲《圣經》,自稱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義“七步靈程”,宣稱“世界末日來臨”、“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獄”,四處傳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揀選”“十二門徒”,組織“門徒會”。該邪教組織嚴密、建立秘密據點、單線聯系、暗號接頭,起初“門徒會”在陜西省、湖北省、四川省交界的偏遠貧困地區,以“教內周濟”、“禱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眾,勢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已在15個省120個地(市)的681個縣(市)發展信徒多達35萬人。該邪教散布邪說、蠱惑人心、奸污婦女、詐騙錢財,妄圖改朝換代,其骨干散布“現在是黑暗當道,魔鬼掌權”,揚言要“推翻黑黨,砸爛黑政府”,煽動信徒鬧事,圍攻政府。經各省公安部門聯合行動,依法懲處犯罪分子,其組織基本被摧垮。

  這一階段從境外傳入、勢力最大的邪教組織是“呼喊派”。“呼喊派”由美籍華人李常受于20世紀60年代中葉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創立。因其倡導信徒在聚會時,用大聲“呼喊主名”的辦法“釋放靈”,被稱為“呼喊派”。該組織歪曲解釋基督教經典,篡改傳統的宗教儀式,被國內外宗教界視為異端。“呼喊派”一貫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全方位、多渠道、大規模的戰略,向大陸滲透傳教。自1979年起,該組織在香港設立專門機構,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不斷派遣人員,以旅游、探親等名義作掩護,入境進行秘密活動。該邪教首先在浙江、河南、福建三省的農村地區建立組織,并迅速向其他省市發展蔓延,短短幾年內波及20個省市,遍布大江南北,受蒙騙的信徒達數萬人。“該邪教”多次被查禁取締之后,其骨干分子又多次改頭換面,東山再起,演變派生出一個個新的邪教組織,如“被立王”、“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主神教”、“全范圍教會”等等。

  (二)第二階段:1992~2003年,“功法”型邪教滋生膨脹,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主要毒瘤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變革的主戰場轉向城市。整個社會步入巨大變革的時期。社會結構的變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關系的調整,出現利益主體多元化以及利益表達方式的多樣化。國有企業產業結構重組,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城市弱勢群體擴大;醫療體制改革出臺,退休養老基金改制,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尚不完善,老年群體地位下滑;單位功能退化,社會流動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個人自由度增加,使得原有的社會主流價值觀與日益多元化的價值觀矛盾加劇。拜金主義橫行,權力機關時有腐敗,侵害群眾利益,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價值的窘困與情感的沖突,形成過渡時期社會心理的無所適從和抑郁沮喪,“善”發育不良,“惡”畸形膨脹。極少數野心家乘東方宗教文化神秘主義在世界興起、氣功健身熱浪席卷全國之機,假借氣功與宗教的名義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種,孳蔓成災。

  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全國各地城市相繼掀起以“特異功能”為旗號的氣功浪潮。這股氣功熱浪打著“人體科學”的旗幟,將氣功神秘化、巫術化。一時間,各種氣功大師紛紛出山,聲稱修煉本門氣功,可以誘發人體特異功能,可以透視遙感、呼風喚雨、預知一切。他們自我神化,蠱惑人心,借傳功收徒,大肆斂財。社會轉型時期,孤立無助的弱勢群體、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試圖從神秘主義的信仰中尋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脫,成為邪教勢力誘惑蒙騙的主要群體。

  “法輪功”就是借氣功健身熱浪發跡的邪教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法輪功”初創起,該組織就是以大中城市市民為其主要傳播對象。“法輪功”打著“真、善、忍”的幌子,以祛病健身為名,引誘弱勢群體,擴張勢力。據統計,在法輪功修煉者中,老年人群體約占60%~70%,其中以女性居多。另有一批具有高等學歷的中青年人精神空虛、發生信仰危機,也誤人修煉的歧途。在高學歷的練功群體中,自然學科專業工作者超過社會學科工作者。可見,只有科學知識,沒有科學精神,難免墜入迷信和“偽科學”的泥潭。

  1992年春,法輪功編造歪理邪說“法法輪功”,建立“法法輪功研究會”,是當代中國邪教演變歷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法輪功”組織以教練功法為名,神化膜拜首領,施展精神控制,在全國各地蒙騙發展練功者210萬人。該組織建立系統網絡,販賣迷信書刊、物品,詐騙巨額錢財;修煉邪說**,致使練功者走火入魔,草菅人命;聚眾滋事,圍攻政府,擾亂公共秩序,破壞政治穩定。1999年7月,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后,絕大多數練功者幡然悔悟,但仍有極少數頑固分子繼續制造事端,成為海外反華勢力的附庸。

  三、主要危害——侵犯公民人權,危害社會穩定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進人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雙重變革時代。變革與轉型孕育著生機和創造力,也經歷著社會巨變中的破壞性失范,甚至是罪惡的陣痛。當代中國社會相繼滋生出一批光怪陸離的邪教組織。

  當代中國定性的邪教組織共有15個。其中,冒用宗教旗號的邪教組織有14個,以功法為招牌的邪教組織,只界定“法輪功”一個。在冒用宗教旗號的14個邪教組織中,境外滲透傳入的有11個,它們是“呼喊派”、“被立王”、“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全范圍教會”、“天父的兒女”、“達米宣教會”、“新約教會”、“靈仙真佛宗”、“觀音法門”、“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會”、“統一教”;境內土生土長的3個,它們是“門徒會”、“靈靈教”、“三班仆人派”。

  (一)當代中國邪教組織的思想資源類型

  第一類,剽竊西方傳統宗教文化資源。這類邪教教主摘取基督教《圣經》中的只言片語,編造邪說,自我造神。其始作俑者,歪曲《圣經》,將自己神化為崇拜的偶像,建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以實現其狂妄的野心。舉例言之。1988年,原“呼喊派”骨于吳揚明,歪曲《圣經?路達福音》中“被立”一詞,自稱“被立王”,標榜自己是耶穌的化身,建立“被立王”邪教組織。他肆無忌憚地神化自己,妄稱:“耶穌已過時,只有‘被立王’才是唯一真神。”他編造邪教教義,宣揚“末日”邪說,散布“大難就要來臨,人要死去三分之一,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該邪教組織對信徒實行嚴格的精神控制,組織嚴密,等級森嚴,成員隱姓埋名,以“靈名”相稱,晝伏夜出,封閉培訓,分散出入。教主吳揚明品質惡劣,以“蒙召”為名,誘騙強奸女性信徒數十人,以“交納奉獻”為名,詐騙錢財數十萬。吳揚明的政治野心十分險惡,叫囂要在2000年之前,“推翻撒旦政權,建立新天新地的神國”。吳揚明被安徽省公安機關逮捕后,該邪教組織公然糾集20000多名信徒,聚眾鬧事,破壞社會秩序。經政府部門綜合治理,該邪教組織已經瓦解。

  第二類,假借東方傳統宗教文化資源,摘取佛教、道教、儒學等經典詞句,肆意曲解,編造邪說,自我神化。這類邪教組織多模仿東方神秘主義修煉方式,如素食、坐禪等,刻意營造盲目崇拜教主的神秘氣氛。舉例言之。1998年,原“觀音法門”骨干許成江在吉林市舉辦“弘法”學習班,宣講其“潛修”的“圓頓法門”。許成江從《金剛經》等佛教經典中斷章取義,宣稱:“釋跡牟尼預言末法時期,要出現‘圓頓法門’”,自稱應劫而生,是降臨人世的“教主”,5000年下凡一次,渡化眾生。他摘抄拼湊佛教、道教、儒學經典中的詞句,杜撰《請經論圓頓》,吹噓“圓頓法門”是萬宗歸一的“性命雙修”的功法。他大肆散布“末日”邪說,宣稱“現在地球是魔王統治,末劫就要來臨,只有加入‘圓頓法門’,才能免遭劫難”。該邪教組織以“強身健體、消災治病”為名,發展信徒。教主以“供養”、“圓頓”為名,騙斂錢財。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該邪教組織僅在湖南省一地,就聚斂“供養”經費20余萬元。經依法治理,該邪教勢力已被遏制。

  第三類,打著“人體科學”的旗號,將氣功“邪教化”,滋生一批新興邪教組織。這些冒用氣功名義,具有邪教性質的組織,主要以大城市為活動的基地。氣功是中國傳統醫學的一種養生和保健方法。它通過意念的控制和呼吸的調解,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股氣功神怪化的熱浪,突破原醫療保健領域,泛濫成災。這些奇異的氣功,以“人體科學”的名義登場,聲稱人體特異功能是氣功的最高階段。形形色色的氣功大師紛紛粉墨登場,故弄玄虛,吹噓自己的特異功能,能透視遙感、預知未來,能奇門遁甲、法力無邊。這種巫術化的氣功浪潮,推動新興邪教勢力的滋生。氣功大師出山,成為“神仙下凡”的同義語。邪教謬論喧囂一時。如:“在人類中,有些特異功能者,或氣功高功夫的大師,這些人就是佛、菩薩、神仙”。舉例言之。1986年,青海話劇團演員張香玉,自稱有“特異功能”,編造“自然中心功”,自青海潛入京城。1989年底,她在京成立“自然中心功研究所”,編造“宇宙語”、“宇宙歌”等邪術,傳授功法,聚斂錢財。一時間,迷惑眾多普通市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將她逮捕后,其編造巫術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自然中心功”的法力頃刻士崩瓦解。

  (二)當代邪教的主要危害:侵犯公民人權,破壞社會穩定

  1、精神控制


  邪教教主自命為至高無上的“神”,逐漸削弱信徒心理防線,扭曲其正常人格,剝奪其獨立思考能力。教主的政治野心和權利欲望,隨著其勢力的擴張不斷膨脹,策劃或鼓動信徒的精神和行為達到癡迷。“法輪功”癡迷者自殘、自殺的案例,就是教主精神控制造成的惡果。法輪功為建立其教主的絕對權威,采用種種欺騙手段,讓人皈依,步步升級,對信徒不斷“洗腦”,最終控制受害者的精神,使其人格解體,喪失正常意志,對法輪功——教主盲目崇拜,甘受驅使。法輪功編造“業力回說”,戕害生命。他鼓吹“生死病老都是有因緣關系的,都是業力回報”,“真正修煉”“功自動就在消滅病毒和業力”。這種邪說使練功者走火入魔,拒絕醫學治療,或貽誤致死、或精神失常、或自尋短見、或殺戮他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因修煉“法輪功”,死于非命者多達1559人,致傷致殘者更是不計其數。

  2、非法斂財

  邪教教主通常采用秘密結社的方式,要求信徒斷絕或疏遠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對教主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財產乃至肉體、生命。教主攫取信徒的“捐獻”,非法斂財,驕奢淫逸,肆意揮霍。“中華養生益智功”、“沈昌人體科技”等“特異功能大師”,通過種種非法手段聚斂了巨額財產。

  3、暴力行為

  邪教教主大肆宣揚世界末日,制造恐慌氣氛,使信徒狂熱盲從。當教主感到其“神”的地位受到威脅,便鋌而走險,以世界末日來臨為號召,煽動信徒暴力相抗,激烈反抗社會,以自殺、槍戰、放毒等瘋狂手段,造成慘烈的社會危害。舉例言之。10月,韓國“達米宣教會”宣揚世界末日來臨,策劃“集體升天”,引起社會騷亂,殃及我國吉林省等地區。韓國“達米宣教會”從1992年3月起,向我國大陸滲透,重點在朝鮮族基督教信徒中發展成員,建立組織。同年7月,該組織派人到北京、上海、湖北、河南、山東、吉林、黑龍江、山西、廣東等14個省、直轄市,散發《天國與地獄》傳單50萬張,宣揚世界末日來臨的邪說。許多信徒驚恐不安,晝夜祈禱,準備“集體升天”。在吉林省梅河口地區,“達米宣教會”秘密舉辦8期培訓班,成立“十月福音總會”,煽動組織信徒“集體升天”。10月,吉林省13個市縣的33個鄉鎮,直接參與“升天”活動的信徒達1200多人。受蒙騙的信徒極度狂熱,夜以繼日,集體祈禱。“集體升天”的方式五花八門。輝南縣170多個信徒準備到小椅山水庫中心,“乘天梯上天”。九臺市23名信徒,服裝整齊,等待“升天”,宣稱:“如果耶穌零點不來迎接,就采取集體自殺的辦法升天”。當地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及時制止了“集體升天”活動,遏制住這股邪教勢力的蔓延。

  四、性質界定——古今中外文化淵源辨析

  邪教的性質如何界定?邪教是不是宗教?邪教是否具有宗教性?這是亟待深人探討的理論難題。在我國學術界,研究這一命題,既直接關系到治理邪教工作的指導思想、政策策略,也直接關系到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物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從世界歷史發展趨勢來考察,當代邪教是全球新宗教運動的極端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地相繼興起一批新興宗教。這是當代宗教世俗化的特殊形式。與此同時,非傳統宗教流派中滋生出一批極端惡種——新生邪教。據統計,全世界邪教組織約有3000多個。研究當代邪教現象,日益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點。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法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在運用本學科的理論范疇開展研究,目前,國際學術界對此尚無統一確切的界定。

  作為中國歷史學者,筆者首先從中華民族文化淵源中梳理中文邪教一詞的含義

  (一)在中華民族文化淵源中邪教的含義

  從歷史學、語言學詮釋,邪教本是漢語文化的特有名詞。在中華民族泛宗教文化的歷史淵源中,邪教主要是政治學概念,考察其危害社會穩定的含義,遠遠超過辨析其歪曲宗教學說的含義。

  與“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相對應,出現“邪教以神道惑人,則天下亂矣”的政治術語。其意為,邪教利用神道,蠱惑民眾,則天下大亂。因此,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把一切非正統的民間秘密教派均視為邪教。

  民間秘密教派,被指責為邪教自南宋起。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吳郡僧人茅子元在濱山湖創立凈業團體——白蓮懺堂,自稱“白蓮導師”。教徒半僧半俗,吃齋念佛,男女同修,號“白蓮宗”。朝廷以妖妄惑眾罪,將茅子元流放,白蓮宗被取締,佛教正統視其為異端。136年后,即南宋成淳五年(126年),天臺宗沙門志磐筆伐白蓮宗,抨擊道:“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

  明太祖朱元璋因參加“白蓮教”策動的元末紅巾軍起義,登上皇帝寶座,深感民間秘密教派對王朝統治的威脅。他下令在《大明律》中增加“禁止師巫邪術”的條款,嚴厲制裁“巫師假降邪神”等“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明朝末年,朝廷已在官方文書中,指責民間宗教——無為教(即羅教)為邪教。禮部焚毀羅教的《五部六冊》經版,告示公眾,標榜此舉“毀邪教以正風俗”。

  清承明制。清朝政府相繼頒布多項法令治理邪教。順治十三年諭令中規定,“凡左道惑眾”、“履行邪教”,“加等治罪”。此后,清廷一再諭令查禁邪教。乾隆皇帝強調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嚴切根查”。

  五四運動宣揚科學和民主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流。而多數民間秘密教門執迷不悟,教義更為蕪雜混亂,政治傾向復辟封建制度。從整體上考察,秘密教門已蛻變為逆歷史潮流的組織。近代中國多數學者認為,邪教是反對社會正統體制的極端教派。其界定的內涵,通常指利用迷信邪說、旁門左道,傳徒斂錢,聚眾結黨甚至圖謀顛覆政權的民間秘密教派。

  鑒于清中葉以來,民間秘密教門多以“會”、“道”、“門”為其組織名稱,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政府曾發動聲勢浩大的取締“會道門”運動,使其一度基本絕跡。

  當代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空前的社會變革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社會轉型時期的復雜土壤,滋生出一批光怪陸離的邪教組織。為治理社會變革時期滋生的邪惡勢力,1995年11月,中國政府治安部門提出邪教概念。官方界定的內涵為:“少數不法分子違反憲法和法律,披著宗教外衣,摘取宗教經典中的片言只語,摻雜大量封建迷信和異端邪說,蠱惑人心,蒙騙群眾,秘密糾合建立非法組織,從事違法犯罪活動。”1997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條專門對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的犯罪行為做出明確的處罰規定。

  1999年春天,“法輪功”勢力惡性膨脹,公然聚眾包圍中南海,震動海內外。這表明,當代中國邪教已成為危害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巨型毒瘤。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取締邪教組織,防范和懲治邪教活動。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具體適用法律的解釋。其第一條對“邪教組織”的界定為:“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該司法解釋對《刑法》第三百條懲處邪教犯罪的條款加以具體說明,為依法治理邪教組織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這一司法解釋標志著我國治理邪教的工作正在加快法制化步伐。當代中國主流社會對邪教的界定,不同于歷史上邪教的概念,賦予了其新的內涵和外延。它已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概念,是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現代法律概念,其目的是制裁邪教的犯罪行為。

  (二)當代邪教的主要特征

  從社會學、宗教學考察,當代邪教是世界新宗教運動的極端產物。當代新生宗教在發端時期,大多具有強烈的反傳統宗教文化的色彩,其后發展的軌跡各異。多數流派規模較小,影響有限,自生自滅。有些教派不斷調整教義、教規,逐漸與主流社會價值體系融合,成為穩健型社會力量。還有一些極端教派一意孤行,奉行反社會、反文明的教義,實施教主極權統治,對信徒強制洗腦和精神控制,摧殘人權,危害社會,成為具有嚴重犯罪性質的極端惡種——邪教。

  1、宗教學的詮釋

  宗教學者對傳統宗教文化造詣精深,多數人對具有反傳統色彩的新生宗教派別,深惡痛絕,大張撻伐。他們認為“邪教是持不同于公認為正統信仰的宗教團體”。它們“偏離于普遍的道德傳統、公共權力機構、政治、和司法機構所共同遵守與確認的宗教組織及其理念”。美國學者詹姆斯?路丁和馬西姬?路了提出14種“邪教特征”:(1)宣誓效忠一個全能的領導者,相信他是救世主;(2)反對或禁止理性思維;(3)通常以欺騙的手段來吸收新成員;(4)削弱成員的心理防線;(5)隨心所欲地進行犯罪;(6)與外部世界隔絕;(7)領導者獨裁決定成員的事業和生活;(8)成員為組織或領導奉獻所有的精力和資金;(9)成員為組織全力工作,卻得不到適當的報酬;(10)反對婦女、兒童、家庭;(11)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12)倫理體系的準則是卑賤者將在末日受到審判;(13)制造神圣和神秘氣氛,財政狀況隱秘;(14)時常有暴力或潛在的暴力傾向。傳統宗教是邪教的天敵。宗教學者對邪教銳利的批判,有助于維護傳統信仰理念、倫理道德、社會秩序。但僅以宗教經典為依據界定邪教,標準狹隘,容易引起教派之間的排斥和紛爭。

  2、心理學的詮釋

  現代心理學家重點考察個人的心理體驗,對新生宗教中眾多的膜拜團體,大多數持激烈批判態度。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為美國心理學家瑪格麗特?泰勒?辛格,她曾經治療過3000多例膜拜團體的受害者,對膜拜團體持有強烈批判態度。她提出識別膜拜團體的三個要素:(1)團體的起源和指導者的作用。膜拜團體的創始人即教主集權力于一身。教主自稱負有特殊使命和擁有特殊知識,令信徒崇拜自己。而既有宗教的傳教士不會令信徒崇拜自己,只會教信徒崇拜神或抽象的原則。(2)權力組織結構。在膜拜團體中,教主一人在上,信徒民眾在下,教主握有最高權力,宣稱自己切斷舊傳統的羈絆,可以解決任何人生問題。這種團體盛行雙重倫理標準:要求信徒在團體內開誠布公,將一切告之教主,同時鼓勵信徒欺騙和操縱本團體以外的人。而既有宗教教育信徒遵循始終如一的道德標準,誠實待人。(3)膜拜團體使用巧妙的勸誘方法,對信徒實施精神控制和洗腦。其控制信徒的手法和極權主義如出一轍,要求信徒把自己的時間、金錢和體力等都奉獻給團體所標榜的目標。上述所有做法均為既有宗教所鄙棄。大量社會調查表明,膜拜團體用欺騙手法招募新成員,對其進行精神控制,某些團體所施行的冥想、催眠、誘導意象。精神療法等,嚴重損害其成員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因此,多數心理學家認為,膜拜團體是邪惡組織,通過欺騙手法吸納成員,用強制灌輸手段進行控制,在暴君式的領導支配下,信徒成為心理虛弱智力低下的人。由于心理學家的調查是建立在個體基礎上,有些相反的案例,如有些人加人膜拜團體后成功地戒毒戒酒,身心康復。因此少數心理學家對膜拜團體的評價持有異議。

  3、社會學的詮釋

  社會學家重點考察團體的社會意義,對形形色色的新生宗教的性質,持謹慎判別態度。大多數社會學家認為,新生宗教棲息在現代社會里,以其批判現實和對抗主流文化的姿態,向現代文明提出各種質疑和挑戰。新生宗教中大量的膜拜團體處于社會邊緣,是與傳統宗教和主流社會有矛盾的組織。在國際學術界許多社會學家認為,在新生宗教派別中,有些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宗教團體,有些膜拜團體教義極端詭異,具有恐怖的反社會行為和潛在的危險性,但只有極少數破壞性已顯露出來,實際已對社會和人類造成危害時,才能將其視為邪教。

  4、法國主流社會的界定

  1995年12月,法國:“國民議會調查膜拜教派問題委員會”提交調查報告書。該報告書公布了法國綜合情報局制定的識別膜拜教派的10項標準,即:(1)造成信徒精神不安定;(2)對信徒有違法的金錢要求;(3)誘使信徒與其成長的環境隔絕;(4)對身體健康的侵害;(5)強制兒童信教Z(6)發表敵視社會的說教;(7)有擾亂公共秩序的活動;(8)引起較多的訴訟爭端;(9)脫離傳統的經濟流通體系;(10)顯示出介入國家權力的野心。此項調查統計,法國目前共有膜拜教派172個,其中具有危險性的團體約有40多個。

  5、中國主流社會的界定

  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后,《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指出,“法輪功”組織具有邪教的所有重要特征。文章列舉邪教的六大特征為: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編造邪說、斂取錢財、秘密結社、危害社會,并強調指出“邪教之害,主要表現在用極端的手段與現實社會相對抗”。該文的論述可以代表中國主流社會對邪教特征的界定。

  盡管世界各國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存在差異,各種學術領域的考察視野各有千秋,但多數學者對當代邪教的性質與特征,已經形成基本共識。

  筆者認為當代邪教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1)教主膜拜與精神控制。邪教教主自命為至高無上的“神”,是絕對的權力中心,意志凌駕于眾人之上。其內部結構是背離現代社會的獨裁專制。教主自我神化,制造“神跡”,演示“超自然的特異功能”,制造轟動效應,迷惑群眾,進而煽動信徒狂熱,逐漸削弱其心理防線,扭曲其正常人格,剝奪其獨立思考能力,使其心甘情愿地盲從教主。教主的政治野心和權力欲望,隨著其勢力的擴張不斷膨脹,策劃或鼓動信徒的精神和行為達到癡迷。(2)宣揚末日與暴力行為。邪教教主大肆宣揚世界末日,制造恐慌氣氛,使信徒狂熱盲從。當邪教劣跡昭著后,一旦受到社會的譴責、政府的查處,教主感到其“神”的地位受到威脅,便鋌而走險,以世界末日來臨為號召,煽動信徒暴力相抗,激烈反抗社會,以自殺、槍戰、放毒等瘋狂手段,造成慘烈的社會危害。(3)秘密結社與非法斂財。邪教教主通常采用秘密結社的方式,建立封閉或半封閉的組織。教主要求信徒斷絕或疏遠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對教主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財產乃至肉體、生命。教主攫取信徒的“捐獻”,非法斂財,驕奢淫逸,肆意揮霍。

  (三)當代邪教的宗教性

  世紀之交,邪教逆流橫行,宗教與邪教的辨析成為世人矚目的熱點。界定宗教,涉及對宗教本質的認識,因而一直是當代世界宗教學研究領域中的核心命題。隨著宗教哲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宗教人類學等分支學科研究的開展,宗教的定義日益多元化與深化。深人探討宗教的本質與特征,已成為當代宗教學發展的大趨勢。當代宗教學界的研究領域逐漸超越神學的狹窄視野。許多學者主張,將宗教信仰視為“人生的終極關懷”。它使宗教概念的內涵從神學升華為哲學。這顯然是一種十分寬泛的宗教概念。

  西方宗教學家設定多種變量標準模式,將宗教組織分為四個基本類型:教會(Church)、教派(Sect)、宗派(Denomination)、膜拜團體(Cult)。膜拜團體又被稱為邊緣宗教,往往規模較小,制度化程度較低,由卡里斯瑪(Charisma)型教主領導,表現出神秘主義救贖傾向,注重個人精神和神秘體驗,有些采取秘傳方式或封閉式活動。其中有些派別進一步走向極端,成為反社會的邪教組織。因此,依據西方宗教學的理論,邪教組織是一種破壞性的膜拜團體。顯然邪教組織被包含在宗教類型之內,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極端宗教組織。

  當代中國宗教學學術界對宗教概念的界定,深入到對宗教要素的探索。呂大吉教授提出宗教四要素說的定義。他認為,宗教從萌芽到成型的發展歷程,可以歸納為“宗教觀念→宗教經驗→宗教行為→宗教體制”的邏輯序列過程。任何一種宗教都是內在要素(觀念和體驗)與外在要素(行為和制度)的綜合和統一。這種結構性的分析方法,將宗教視為一種社會體系,既有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念和情感體驗,又有作為社會實體的行為禮儀、組織體制。呂教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定義,是一種比較嚴謹的宗教概念。

  依據嚴謹的宗教界定,中國主流社會將傳統的制度化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視為宗教組織,并且提出“邪教不是宗教”的命題。這一命題具有相當的社會功利性,因為就社會功能而言,正統宗教與邪教有著質的區別。在治理邪教的工作中,既有利于將邪教驅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護圈,又有利于激勵宗教界人士批判邪教。然而,這一命題在實踐上的積極功能,并不能化解理論界學者的質疑。

  隨著治理邪教工作的深人開展,當代邪教具有宗教性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當代宗教學專家趙匡為先生指出:邪教組織的宗教性,與傳統宗教既有本質的區別,又有一定的聯系。不了解邪教與傳統宗教的本質區別,就不可能揭露邪教反社會的罪行,不利于消除邪教這一社會毒瘤;如果看不到邪教與傳統宗教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就不可能充分認識到邪教在群眾中的欺騙性,同樣不利于完全消除邪教這一社會毒瘤。

  邪教的宗教性與邪教的起源相關。邪教教主創教時,大量剽竊傳統宗教經典的某些教義,歪曲詮釋,自立派別。邪教組織在傳教活動中,經常利用傳統宗教信仰觀念和祈禱儀式,迅速確立其教主的權威。

  “法輪功”之所以迅速擴展蔓延,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某些宗教因素。起初,它以祛病健身為名,傳授氣功,并以“真、善、忍”為道德旗幟,借以惑眾。“法輪功”站穩腳跟后,法輪功重點宣稱“修煉法法輪功”,“度人上天”,儼然是傳播“佛法”的教主。

  如果對邪教具有宗教性的特征缺乏足夠的認識,就難以認清受蒙騙群眾癡迷不悟的復雜因素,就會對教育轉化工作的艱巨性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事實表明,部分癡迷者之所以頑固難化,其癥結在于,他們認為邪教的宗教性說教是“正信”而并非邪說,認為自己信教是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當行為。

  如何促使受蒙騙的信徒擺脫教主的精神控制,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邪教組織通過洗腦灌輸、精神控制等方法,改變信徒的世界觀、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們逐步喪失與社會交往的能力,在心理上、情感上完全依賴邪教組織。以“法輪功”為例,法輪功將現實社會描述為罪惡泛濫、即將毀滅的世界,而將其理想世界描繪成輝煌燦爛、幸福永恒的天堂;將邪教信徒捧為超世脫俗、能夠“圓滿升天”的“非常人”,將社會民眾貶為不屑一顧的“常人”,或將被天災毀滅的“惡人”。這種教義使邪教信徒獲得一種“自我神圣感”,并由此獲得獨特的生命的價值。在他們內心深處,邪教理念不斷被強化,自覺抵制任何對邪教信仰的懷疑、批判。若要他們拋棄其邪教信仰,無異于使其整個精神世界崩潰。許多癡迷者懷著類似捍衛真理的執著,以精神偏執癥的思想行為邏輯為邪教辯護,對不利于邪教的事實矢口否認、視而不見。極少數癡迷者不惜以死抗拒社會治理邪教的行動,自殺、殺人,蔑視生命,成為邪教的殉葬品。

  近年來與邪教斗爭的實踐表明,群眾受邪教教主欺騙的原因十分復雜。必須承認,有相當一批群眾因為有某種宗教信仰需求,而受蒙騙誤入邪教組織。邪教教義中的宗教內容,既成為滿足他們宗教需求的“精神寄托”,又成為驅使他們效忠教主的“精神枷鎖”。由于“精神寄托”掩蓋了“精神枷鎖”的本質,“精神枷鎖”又通過“精神寄托”來實現其目的。這不僅容易模糊邪教反社會的本質,增加鏟除邪教的難度,而且更是一些受蒙騙的信徒不愿和不敢脫離邪教組織的重要原因,致使邪教組織屢打不散,久禁不止。

  在幫助受蒙騙的信徒回歸社會的工作中,對于因有信仰需求而誤人歧途的信徒,如何逐步改變其思想信仰中的有害成分,僅僅依靠親情感化、心理治療等方法仍難以有效。信仰的問題十分復雜,涉及的領域、思辨空間十分廣闊。有些問題缺乏實證標準,有些問題如有神論與無神論、唯物論與唯心論等已經爭論了上千年,還將與人類社會長期共存。江澤民指出:“宗教走向最終消亡也必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比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屬于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對因有信仰需求而誤入歧途的信徒,僅僅以世俗社會的是非準則,以無神論的思辨方式,來打破其精神枷鎖,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愿望。應當正視這部分受蒙騙的信徒中存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合理因素,更加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轉化工作。正確甄別邪教教義中某些貌似合理、實則有害的因素,以適當有效的方式,進行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并引導他們找到健康的、合適的精神信仰。只有這樣,才能幫助他們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重歸正常社會生活。這是整個治理邪教工作中難度很大的關鍵環節。

  幫助受蒙騙的信徒回歸社會,既是徹底瓦解邪教組織的戰略目的,也是保護受蒙騙群眾的人權需求。此項工作,不僅需要依靠政府行政部門,還應動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多方面參與,加強社區建設,培育社會自治能力,逐步提高公民的素質,增強社區的凝聚力,這樣才能形成防范和治理邪教的強大社會力量。

  (四)應當淡化“邪教不是宗教”的命題

  筆者認為,應將“邪教不是宗教”這樣的命題淡化出學術研究領域,開拓新型的思維范式,運用多學科的理論范疇,考察當代社會復雜紛紜的宗教、泛宗教現象,確立宗教、準宗教、偽似宗教、邪教的系列類型。這將有利于“扶正治邪”,積極引導傳統宗教發揮其有益的社會功能,治理邪教勢力,防范其危害社會。

  關于當代中國宗教的復雜性,1997年,國家宗教事物管理局葉小文局長曾撰文論述此命題。他指出:當前我國宗教問題的復雜性還表現在存在著五花八門的宗教的新種、亞種、變種、偽種。一是新興宗教,此為宗教的新種。隨著我國對外交往的增多,一些新興宗教也紛至沓來,其特點是“有錢,友好,傳教”。二是民間信仰,此為宗教的亞種。民間信仰以鬼神觀念、靈魂觀念和命運觀念為核心,是傳統宗教、宗法因素,原始的、粗俗的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加上民風民俗、民間文化、迷信色彩以及現實的社會文化生活、社會心理等因素的混合物。三是邪教,此為宗教的變種。它是由少數不法分子糾合在一起,披著宗教的外衣,摘取和利用宗教經典中的片言只語,摻雜大量封建迷信,炮制一套異端邪說,蒙騙群眾,秘密結社,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四是迷信,這是宗教的偽種。其信仰形態低級、粗俗,組織形態散漫無序,手段卑鄙低劣,專搞假、丑、惡以謀財害命,在“鬧神鬧鬼”中重在“鬧鬼”。作為國家管理宗教事物的行政領導,葉小文不僅重視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這五大傳統宗教,而且還十分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由傳統宗教衍生的各類現象,包括新種、亞種、變種、偽種等等準宗教現象。研究當代宗教的復雜性,既應探索傳統宗教社會功能的復雜性,也要考察“宗教方面矛盾的多樣性”。

  分析復雜的當代社會宗教、泛宗教現象,確立科學量化的系列類型,不僅有助于依法管理宗教事業,防范和遏制邪教勢力的蔓延,而且有助于積極引導當代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從而有利于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和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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